最近许多人在热议鼓励生育三胎的政策，并普遍认为这个政策的出台是因为我国生育率太低，会引发劳动力不足等各类问题。
实际上英国和一些英联邦国家也有这个问题，而且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可能跟住宅市场也有一些关系。与此同时，英国跟我国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也有一些比较相似的地方，比如教育的考虑方面两国都有学区和学区房的说法，所以我们也想在今天的文章里对这个主题进行一些讨论。
英国有一个广为人知，并且也广受认可的问题，就是住房供给不足；这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又是经济适用房，或者叫可负担住房（affordable housing）供给不足。
同时英国还有一个不那么广为人知和认可，但是已经是个呼之欲出的事实问题，即英国的少子化问题，以及其中的主要矛盾，出生率低于人口置换率（replacement rate，也叫替代出生率或者替代生育率）。而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人口的持续流失，因为新出生的人口数不能替代原本的人口数。
人口持续流失似乎有助于解决住房供给不足的问题，但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解决方式，因为它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同时，根据许多人的研究，高住房成本实际上和英国这种少子化和人口流失问题相关性很大。
英国的问题和我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一定的相似性，虽然人口置换率不常被我国民间讨论，但是按照常识我们都知道，能够让一个国家保持人口总数不变的人口置换率应该大于2，因为生育一人需要一对夫妻，所以要让被生育的能够替代生育的，至少应该要生两个。
而我国的最新生育情况是总和生育率仅为1.3，很明显是低于人口置换率的（联合国认为我国的人口置换率大约为2.2，可作为参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国跟英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大发展中国家共有的问题）。
但与我国不同的是，英国早在1973年，也就是接近50年前，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所以它有比较充足的时间来让我们观察这个问题的演变。假如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高住房成本是否导致低生育率，那么英国也有比较多的信息可供观察和研究。
房子与孩子的关系，以及房子对孩子的影响，估计是全世界所有要生孩子的人都会考虑的事，而同样地，在英国考虑这件事，又和在中国有些相像。
如果要给生孩子这件事标注一个经济属性，即这件事属于经济学中的哪个类别，也许最多人选择的应该是“投资”。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养儿防老说的当然不是通过养育一个后代来防止自己衰老，这是做不到的；它要表达的是养育一个后代来防止自己老无所依。因此养儿和养老金类似，是一种为未来做筹备的行为。如果把“照顾”看作现金流，那么养儿就是一个先投入照顾，并期望在未来稳定地收回同样的照顾甚至更多照顾的行为，与投资的相似性最高。
那么投资当然首先要考虑成本，养育养育，成本按照这个词来分即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维护其基本生命及生活成长的需求（养），一个是令其学习人类社会知识的成本（育）。
这其中，很明显“养”是低一级的要求，“育”是高一级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完成“养育”这一任务的必要前提：一旦“育”的阶段结束了（比如高等教育毕业），那么通常也就不需要再被父母所“养”，可以自力更生了。因此，在大多数地区，“育”都是重中之重，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最终“养育”是否完成。
而教育从来都是阶梯式的，并且是从低到高，环环相扣的：往往小学质量决定中学质量，中学质量决定高中质量，高中质量决定大学质量，大学之后就毕业，然后养育完成。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养育之难，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教育之难。
这里也许有人要问，养难道就不难？不可否认，养的确不容易，但应该远没有到阻止人们生育，从而造成少子化的地步。《贫穷的本质》一书曾指明，贫穷地区的生育率都异常高，而教育普及非常低。显然对于他们来说，教育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孩子不受教育才是常态），养活孩子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多生。
育就是学习知识，学习知识一般都去学校，而英国和我国都有学区及学区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英国和我国对于生孩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的前置环境是差不多的。
但英国和我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们的学位（这里指接受教育的资格）只跟学区有关，学区又只跟住宅有关。不像我们，学位除了跟学区有关，还跟户口有关，而户口和学区又同时跟住宅有关。
而虽然都跟住宅有关，英国又还更放松一步，住宅在有些地区可以包括租房和住房，这又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必须要求房产证，而孩子是否真的住在这里往往反而不是重点。
因此对于英国人来说，因为没有房子而担心孩子的教育的情况不多，至少名下没有住宅不会是一个重要的阻碍生孩子的因素。根据BBC的报道，全英国有一半的新生儿都是在出租屋内迎接童年的。
当然这显然不可能是我国的情况，因为我国家庭住房拥有率接近90%，城镇96%，所以一个孩子就算出生在出租屋内，也不能算进上面这种“租房家庭”的标准，这指的是完全没有住宅的家庭。
育儿占了养育下一代的重要部分，而英国育儿又比我国育儿要简单，简单则体现在英国育儿中小学入学环境虽然与我国类似，但住房的重要性比我国要低，因此我们在此处大胆假设，假如住房困难在英国是影响少子化的因素，那么这个因素如果在我国也存在，必然会是个影响比在英国更剧烈的因素。
那么住房成本上升到底是不是导致了英国社会少子化的因素呢？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引起过很多人的研究，而其结果是需要按照租房和住房两个方面来划分的。简单说来，假如住房成本（房价或者租金）上涨了，那么对于租房者来说生育率会降低，但对于住房者来说生育率将会提高（得出类似结论的研究很多，比如Washbrook（2012）和Sabisky（2017），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查阅，此处就不再展开介绍具体内容）。
房租上升带来的生育愿望降低后果是很明了的，因为每月支出上升了，此时生孩子会在本来已经上涨的支出上再增加一笔，并且可能还会因为生孩子而使本来不变的收入减少一部分，所以房租上升导致生育率下降是合理的。
那么房价或者租金如果上升了为何会推高住房者的生育率呢？对于住房者来说显然他们没有租金成本，所以租金的上升对于没有出租房产的人至少没有负面影响，对于房东来说则有和租客相反的正面影响。至于房价上升为何能让住房者生育率提高，主要是因为财富增值增加了其对于未来的信心，以及增值后的再融资（refinance）行为能够令其支取房产溢价所导致的。
这个结论很有意思，而且如果也适用于我国的话，那么按照我国住房拥有率，似乎房价的上涨还能推动生育率的上升，但显然大家直觉上应该都不会认为这是真的。实际上就算不用直觉而用研究结果，虽然我国认为高房价导致低生育率和高房价与低生育率无关的研究各执一词，但也没有谁宣称高房价能够推高生育意愿。其实我们想想也知道，房价上升了在我国的主流和大多数人接触到的变现手段都是卖掉房子，因此只要不卖房就享受不了什么实际好处。所以很遗憾，这个情况对于我国是不适用的。
实际上，上述的两种情况都不算完全贴合我国实际。在我国，最值得研究的一种人光从住房拥有率这种数据上是看不出来的，那就是换房者和有房可住的购房者。
也许确实全中国90%的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或者和别人（多数情况是父母）共同拥有一个房子，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仍然有换房的需求，也就是有房还要买房的需求。同时没有房的人在买房之前，也不一定是租客，他们可能住在父母家。
这种人在英国的比例没有很高，所以没有被专门分类研究，但有一项数据却可以从英国拿到国内来用，那就是住房性价比。
住房成本也不仅仅体现在房价的单纯上涨。在我国，房价上涨的往往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导致住房可负担性下降。住房可负担性下降有两种表现，一是有人买不起房，二是有人买不起理想的住房。买不起房和买不起理想住房的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还是会买一个房，只是这套房不完全符合自己的要求。
这种不符合的要求往往是面积，因为房价上涨导致同样的钱能买到的房子更小了。而基于过往的研究，住房面积小以及拥挤与生育率低有明确的相关性。
这很容易能够令我们联想到在我国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中正在发展的趋势，香港特区则是老牌代表。在这些房价屡创新高且可负担性屡创新低的城市里，小户型住宅（此处只要用来住的就是住宅，不按照用途划分，因此“公寓”也算）市场正在生长，在深圳，甚至出现了6平米的住宅，而且还要卖88万人民币。
由此可见，至少英国的各类成果有一个在我国可能适用，那就是高房价和可负担性同时作用之下导致的居住面积减小，以及由此带来的生育率降低。而我们之前也说过，由于房子对于生育的作用在英国并不如在中国重要，因此这个问题在我国可能更加严重。
IFS (2018) Higher Rent, Fewer Babies? Housing Costs and Fertility Decline
ONS (2020) Births in England and Wales: 2019
新华网 (2021) 总和生育率低至1.3，我国是否跌入“低生育率陷阱”？
证券日报网 (2020) 深圳高房价下 极小户型也走俏
BBC (2019) Half of babies born to families renting
GOV.UK (2021) School ad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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